现代作家章衣萍曾咨询胡适应该怎样读书。胡适答曰刻期。所谓刻期，就是一本书拿到手里，定若干期限读完，就要准期读完。

胡适先生说得很有道理。读一本书，如果时间长了，容易读了后面忘了前面。

我曾花了几个月时间，用走路上下班的零碎时间，听完了大部头的《希腊神话和传说》。听到后面，当俄底修斯漂泊多年返回伊塔刻，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求婚者取得最后的胜利时，我突然想不起这本书还讲了其他什么，只记得好多人名都有“斯”——这即是听书的不足，也是没有刻期读书的弊病。

前几天，在听完《希腊神话和传说》后没多久，我看完了北京日报社出版的《温故》。这是一本好书。去年双十一前，趁着活动，买了几本书。拿到书，第一本拆开的就是它。编辑选了包括粮票、烫头、大白菜等涉及百姓生活的50个方面，用报纸上的历史数据，以小见大地展示了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。

好书看了4个月。比听希腊神话的时间还长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因为工作。书放在办公桌上，我会利用工作间隙，或者中午休息前的一点时间翻阅。起初看得比较快，一天能看个十几二十页。临近年底，工作一忙就没时间看了。有时好几天，甚至一周都没翻。办公室调整了，桌子挪了，这本书从桌子的左边移到右边，再又被一沓又一沓文件压在下面……直到那沓沓文件进了碎纸机，它才重见天日。

虽没能刻期，但有笔记在，读完这本书，不至于只知个大概，还是有不少具体的感受。

北京不是一日建成的

北京的城市建设得到了各方援助。军事博物馆作为著名的“十大建筑”，于年10月动工，仅用九个月于次年7月建成。这里面，既凝结着多名北京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，也凝结着来自21个省市的名支援建设工人的出色劳动。

上海对北京的援助不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研制无轨电车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年，上海友福汽车车身制造厂的99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举家北上，在右安门桥头一块荒地上成立了北京市无轨电车制配厂（即后来的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四厂）。他们白手起家，当年就制造出了全国第一辆“京一型”无轨电车，填补了我国无轨电车生产的空白。

同一时期，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，上海的“华新”“紫罗兰”“云裳”“湘铭”四家理发馆，连人带家伙集体“搬”到了北京。他们在北京东单金鱼胡同西口成立了新店，名号“四联”。这一举措，对提升北京服务业水准具有重要作用。

北京的春天有两件恼人事，一是风沙，二是飘絮。

北京的风沙不是突然形成的。历史上的北京也曾一片青翠，八达岭上松林茂密。但是经过兵荒战乱的年代后，林木凋敝，绿色消退。到年，北京城区仅剩行道树87公里，公共绿地公顷，区区6.41万株树木，八达岭则成了荒山秃岭。

年，著名作家邓友梅曾发表文章《暴风中》，形象地描写了北京的大风：“他们出去不久，天色就暗下来，整个宇宙全被黄沙罩住，人们连呼吸都困难了。等我打完两个电话出去的时候，外边暴风已刮得很凶，树枝疯了似的乱摇，整个工地的上空旋转着沙土、刨花、锯末和木片。我刚走到现场，就听到了杉篙折断的叭叭声和扎绑绳拧断的嘎吱声。有人喊：‘不行了，快躲开吧，马上挡风墙就要倒了’。”

为了治沙，北京人民费尽心思。年4月，北京市委发出“绿化首都”的号召，动员全市各机关、厂矿、学校、部队和郊区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植树造林运动。这一活动便是植树节的前身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并没有太多的财力应用于景观绿化，只能选择经济实惠、成活率高、成材快的树种。在这一思路下，杨树、柳树、松柏成了最常用的树种。杨、柳树长得快，但一到4月底、5月初，杨树、柳树开花的时候，那一团团飘舞的杨絮、柳絮就成了麻烦事。据统计，截至90年代末，北京约有1.2亿株树，其中杨、柳树占七成。

治理飘絮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。有一种树干注射技术，能抑制飞絮，但注射一刻成本月20块，且只管一年。如果按上面的数据算，一年仅注射成本就超过16.8亿元。砍掉，也不划算。目前的树木正值壮年，一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公斤，释放氧气公斤，滞尘36公斤。如果大量数目被砍伐，不仅破坏城市景观，还无法有效防治沙尘。

北京也回馈过各方。著名的“61个弟兄”就得到了北京的援助。山西省平陆县61名修路民工砷中毒，时任平陆县县委书记决定向北京求援。接到求援电话后，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一面通知（北京）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备药，一面向上级汇报。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指示：立即找民航局或请空军支援送药！民航局回复，次日早晨才有班机去太原，太迟！空军首长得知此事后，立即指示：全力支援，要办得又快又好！当晚安排了一架伊尔-14军用运输机，载着药品，飞抵平陆上空，空投了支“二巯基丙醇”，挽回了61位中毒民工的性命。

中国青年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《为了61个阶级弟兄》，当年即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，并一直保留至20世纪90年代。这个故事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。

那是一代人的回忆

凭票供应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常态。作为80后的我，也经历了这段充满计划的时代。

最早出现的是布票。年9月，全国启动实施棉布计划定量供应，各地分期按人头发放布票，布料、成衣、床上用品统统凭票购买。年，受水灾影响，棉田减产，“凭票买布”措施进一步加强。到了年，布票“一律按面额对折使用”，并且下调了城市居民、大中学生的定量，从36市尺下调到24市尺。24市尺仅够做一身棉衣和一件衬衫。在此历史背景下，催生了风靡一时的“的确良”。

“的确良”最早按广东音译作“的确靓”，传至北方后变为“的确凉”，后来大家发现穿“的确凉”并不凉快，才改成了“的确良”。不仅如此，“的确良”还很贵。之所以收到百姓青睐，源于它不按实收布票，而是打折收取，对布票不够用的人家是个大好消息。

紧接着出现了粮票。年8月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》，开始对市镇人口实行定量、凭票供应粮食。很快，城市人口按特重体力劳动到轻体力劳动、职员及脑力劳动者、学生、居民及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分类，制定了不同的粮食定量供应标准。同年9月，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使用，粮店买卖进入“票证时代”。

随后又出现了肉票。年，北京猪肉开始“凭证定量”供应。该年平均每个城市人口年消费猪肉仅7.5千克，划下来每人每天仅能吃到20.5可肉——还不到一两。吃肉难由此可见。

计划时代下，很多没有计划到的事。

天算不如人算。刚下发粮票的时候（年），北京大大小小粮店的门前，排起了一字长蛇阵——全是前来购粮的居民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是当时业务员的业务不够全面，有的只会算账不会称粮，有的则只会称粮不会算账。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民素质的提升。

利己不利人。年，北京市面上“的确良纱卡”外观一般，质地太薄，价格还贵，因此大量积压。“的确良府绸”因用途广，价格比纱卡每米便宜六角钱，物美价廉，供不应求。纱卡跟府绸，都是同一家纺织厂用同样的纱织成的，生产纱卡的设备只要稍加修改，就可以织府绸。纺织品公司早就向厂方提出调整，但大半年过去了，织机一台也没有改。调查后才发现，纱卡的产值比府绸高，如果把纱卡改为府绸，工厂的产值减少，企业就评不上先进，工人就拿不到奖金。相反，工厂只要按计划生产，无论市场反应如何，纺织品公司都会照单全收。在这种体制下，作出利己不利人的决策也无可厚非了。

管得太多反误事。年7月24日、25日两天，多辆车载着万千克西瓜，排着10余公里的长队，被滞留在产地通往南苑、花园闸两个西瓜收购站的路上。一面是瓜车滞压，另一面这是百姓买不到瓜。之所以如此，因为在年前，郊区不管产多少瓜，一律要通过市供销社果品公司所属的南苑、花园闸、小井三个“西瓜收购站”才能进城。这种单一狭窄的流通渠道，遇到旺季大量西瓜上市时，就造成了收购与交售的矛盾。

个体户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个体工商业曾被作为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被割掉，这一影响体现在数据上就是，年北京尚有餐饮业网点个，到年底，个体工商业者仅剩户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个体户得以恢复。最开始遇到的最大助力是没有主管“归口”。这意味着没有被纳入供应计划，导致个体户的货源、原辅材料缺乏保障。修鞋的买不到钉子、皮子；修理黑白铁的买不到铁板、焊锡；修自行车的买不到零配件。有个修自行车的，拿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的介绍信到商业批发部门，想买点螺丝、车条。批发部门的人说：“我们只收支票，不收现金，回本区解决去。”

进入90年代后，社会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，许多计划条款逐渐废止。比如燕京啤酒率先打破专营，组织起车队，天天给经销商送啤酒上门。同时，领导和业务员扎进大街小巷，到处开辟个体批发网点，以此为基地，配置了多辆三轮车，让小商小贩蹬着车走街串巷进社区吆喝着卖燕京啤酒的“巷战”打出了“胡同效益”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啤酒，一时间“家家喝燕京”成了“北京第九景儿”。

此一时，彼一时

就像现在的人不理解50年代的粮店，为什么算账和称粮分属不同的工种；很多现在习以为常的商业行为，在当时也不被接受。比如著名的“投机倒把罪”。

崇文门菜市场是北京著名的“四大菜市场”之一。虽然崇文门菜市场是“四大”中最后建成，同时又是体量最大、货品最全的一家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崇文门菜市场用手中结余的部分议价商品，到其他地方换成更加紧俏的东西。这种“超前”做法被指责是“卖大号”把配给物资倒卖出去牟利，一时间沸反盈天。经过曲折调查，才最终确认：“崇菜”搞活经营不违反政策，合乎改革方向。

大新纺织品公司总经理王玉清回忆：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领着几个待业青年开起了绸布店。当时市民还要凭票买布，买一米“的卡”，需要6元多现金和3寸布票。他看准商机，买了白色“的卡布，自己送到印染厂加工再拿到店里销售。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，这样的“的卡”一米只卖3.6元，而且不需要布票，一天卖了好几万元。没想到这被认为是典型的“投机倒把”行为，正等待处理时，统购统销政策取消，国家定调“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商品经济”，这才免了牢狱之灾。

挂历曾经是每家每户的“准年货”，但给职工发挂历却成了被批判的事。年，一些单位在自制挂历上印着单位名称或生产的产品，送到了本单位职工的手中。这一做法被报纸点名批评：“……但有些单位领导的着眼点不是努力发展生产，而是巧立名目，滥发实物和‘现金补贴’，连作为时间象征的挂历也成了一种‘职工福利’。”当时的观点认为：一是直接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；二是腐蚀了职工队伍，助长了部分人的贪图国家便宜的个人主义思想；三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。

有些公序良俗是亘古不变的。婚姻是人生一件大事。20世纪60年结婚需“三十六条腿”（大衣柜等全套家具），70年代是“三转一响”（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收音机），80年代变成了“三大件”（电冰箱、电视机、洗衣机）。于是就有了“结婚到底是爱人还是爱钱”的讨论。

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，但基本上都是反对损公肥私办婚礼，提倡勤俭办婚事，甚至是举办集体婚礼。数据显示，年，丰台桥梁厂月均工资四五十元，但娶个媳妇得花上千元。有的老工人家里有俩儿子，感慨：“这股风再刮下去，实在受不了。得劳累一辈子，辛苦一辈子。”

年，大型物资运输公司计划科科长张某娶儿媳，董永了至少包括两辆丰田小卧车、一辆面包车、两辆卡车在内的至少五台公车，被公司群众举报。该公司党委迅速给出了处理意见：群众批评属实，张科长做出检查，按出租车价格补交公车运费，扣发一个月奖金。今后再有动用公车办婚事者，除扣发部分工资和奖金外，还要给予纪律处分。放到当下，恐怕处分得会更厉害。

同年，国营长空机械厂青年汽车司机李长乐、市皮件厂青年女汽车司机吴树润结婚，一不坐“花轿车”，二不收礼请客。从红桥的娘家，到德胜门外的婆家，两人换乘了三次公共汽车。这一事情两上《北京日报》头版，并受到各界